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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语音包的使用，对于未模仿他人的声音或者经他人同意而模仿他人声音制作的语音包，在语音包内容合法而被买受人用于诈骗等非法目的时，制作人和出卖人原则上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而是应该由具体实施不法行为的人，如诈骗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长、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王四新看来，买卖语音包这种现象本身不产生社会价值，也就是说，这种买卖不像其他的买卖有合法的、正当的目的，如买衣服、买鞋等。一旦利用买卖的语音从事非法获利，让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影响他人判断，引诱他人和自己发生虚假交易，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利用高科技进行诈骗的行为。“刑法里有关诈骗的相关法律规定完全适用于这种情况，可以用刑法中的诈骗罪来打击这类行为。”王四新说。

沪港通资金流向方面，沪股通净流出1.07亿，港股通（沪）净流入8.47亿。深港通资金流向方面，深股通净流出10.85亿，港股通（深）净流入9.49亿。沪股通中资金流入最多的是方大炭素，净流入4.45亿，其次为上汽集团、昆药集团、光大证券、三一重工。资金流出最多的是康美药业，净流出3.58亿。

近日，水滴筹“扫楼筹款”事件再次令大病众筹平台陷入公众信任危机。根据相关视频，水滴筹在很多城市招募“筹款顾问”。他们中很多人以医院为驻地，“扫楼”引导患者发起筹款，却不审核筹款涉及的疾病及治疗费用、筹款人经济状况等信息。患者完成筹款申请后，“筹款顾问”按单获得提成。一项本应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救命稻草的公益事业，却变成了部分人中饱私囊的“提款机”。但如果不创造商业价值，大病众筹平台又如何运营下去？左手慈善、右手生意的互联网公益平台该何去何从？

[7] 负面效应的计算方式为督察组进驻当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减去前后两月工业增加值同比的平均值。不过现实中，环保限产的实际执行力度不一定很到位。以钢铁为例，虽然2018年7-8月唐山多次因为空气质量而限产，但从产量来看，不排除环保限产的实际执行力度相比去年边际减弱的可能（图6）。而9月27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8-2019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把空气质量改良指标从5%下调到3%，取消了限产50%或30%的“一刀切”指标。我们认为，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未来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将由去产能、环保限产向降成本、补短板转变，对相关原材料的供给限制或将有所放松。在下游需求不振的背景下，相关原材料的价格将承压。

2017年4月，黄某不再担任这家国有独资公司的出纳。每逢上级到该镇检查工作，黄某就变得惶惶不安，怕挪用公款的行为被发现。2017年11月，黄某经过无数次思想斗争，终于主动到武冈市纪委投案，并退还了挪用的全部公款。案件移送武冈市检察院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认真审查了所有证据材料，并对证据与证据之间，黄某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全面梳理，确保审查起诉中认定的每一起犯罪事实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实。

当然，加大基建投资力度也不能盲目，前几年低效、无效投资遍布的教训殷鉴不远。此次发改委发布会上，发言人孟玮提出下一步将精准聚焦补短板重点领域，抓紧推进重大项目开工建设的同时，还强调要持续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切实防范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